拉动内需应首重消费

希文

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使欧美消费市场陷入低迷，扩大内需就成为中国防止经济下滑的最后选择。多年来，尽管扩大内需经常挂在人们嘴边，但经济的快速增长对投资更为依赖，而内需的另一只手——消费却因为各种原因一直弱于出口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一次，在内外交困之下，中国政府推出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的庞大计划，这能否为提振消费提供机遇窗口？

陈志武：提振内需需根本改革产权制度
　　面对危机的冲击，社会各界都认为要启动内需，并且重点是启动国内的消费需求，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全球最大的市场。“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很多经济学家和政府智囊就讨论要实现GDP增长模式的转型，但是谈了近20年，到现在仍然没有成为真正的现实。”陈志武的语气略带批评。
　　事实确实如此，启动内需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长久以来，效果却难如人意。在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长江商学院教授陈志武看来，这首先是后发劣势带来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经济发展可谓一日千里，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骄人成就，但正是这些成就使政府决策者还有许多学者觉得，中国并不需要进行根本的制度改革，在法制方面也不需要太多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内需增长是这么困难，民间消费需求这么难以快速增长，某种程度上都是出口驱动型这种很容易就能学到的增长模式带来的牺牲品。
　　启动内需难见成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老百姓没有财产。根据陈志武的测算，中国将近3/4的社会财富都掌握在国家手里，老百姓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工资收入或曰劳动收入，而没有财产性收入。所以，尽管中国的土地、很多企业随着经济多年来的快速增长增值很多，但这些增值都掌握在国家手里，老百姓根本分享不到这些财产性收入，所以在公有制、国有制的制度安排之下，老百姓不是不愿意花钱，而是没那么多钱可花。
　　“我觉得从长远来说，中国如果真的想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从原来的出口、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慢慢转移到靠内需驱动，特别是使民间消费成为未来GDP增长的主要动力，就必须把现有的国有土地、国有企业的资产通过民有化改革的形式分给老百姓个人。”陈志武说。
　　按照陈志武的民有化改革方案，应把国资委掌握的国有资产一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剩下的跟国土资源部掌握的一些国有土地一起放到一个或几个大基金里，然后把基金份额分给全国老百姓，每个公民得到同样多的基金股份，并且可以自由交易。
　　老百姓不敢消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等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低，使老百姓不能通过金融投资组合来化解未来的风险。
　　“这次金融危机已经给中国实体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未来半年冲击会更大，这就要我们反省一下，这些年的成功是怎么来的？中国只有推进一些根本性的制度变革，特别是产权制度方面的变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不利用这次机会采取民有化的改革，同时推进征税权和财政预算的民主监督，以后中国的持续发展能力将会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危机也可以变成很好的机会。”陈志武总结道。
　　面对危机的冲击，从各级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都紧急推出了各种应对措施，但现在的情况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已大不相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陈志武指出，“当时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是太好，工业化进程也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当时除亚洲经济外，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还在快速增长，因此当时的投资效果比较好。但是今天如果还想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工业产能来达到1997年那样的效果，非常不现实。”
　　陈志武认为，因为金融危机影响到全球经济，中国产品的出口市场未来一两年内不仅不会增长，反而会下降，因此政府与其修铁路、公路，还不如一方面通过给中低收入家庭退税把这些资金返还给老百姓，让民间扩大消费，以此弥补外需的下降。另一方面应该向基础教育方面扩大投资，尤其是向农村的中小学校进行投资。
　　此外，资金还应投向医疗保健方面，特别是对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高的医疗保障。在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后，人们的消费会更多地向医疗保健方面转移，如果加强医疗卫生方面的发展，同时给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医疗保障，会在短期内带动民间消费。
　　除了医疗保健和基础教育外，未来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的消费热点，陈志武认为还有旅游、娱乐、体育运动、休闲度假等行业，这些行业增长的空间非常巨大，对GDP增长的带动作用也会很大。
　　民间投资也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为老百姓拥有的财富有限，而且在目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大家不仅不敢再投资，也不敢把钱投给别人，或者借给别人投资，这样启动民间投资就有困难。因此，政府要更进一步减税，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减税，把更多的钱留在企业和个人手里，让他们有能力去做新的投资。

魏杰：启动内需有次序
　　“与日本相比，中国好在能够启动内需。”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虽面临着大幅下滑的风险，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并没有太悲观。对于启动内需的顺序，魏杰如此分析，“我觉得启动内需首先要启动公共消费，因为它见效快，然后启动个人消费，而且要看到公共消费也会带动个人消费，如果这两项措施还阻止不了经济下滑，就要考虑投资性需求了。”
　　那么，如何启动消费需求呢？魏杰认为，就公共消费来说，包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四个领域都属于民生投资，不仅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从长期来看对居民个人消费的增长也有重大意义，国家完全可以加大投资，甚至可以借贷进行投资。居民个人消费占消费总量的70%多，因此要对其给予足够重视。居民个人消费又可以分为收入型消费、信贷型消费和预期型消费，要针对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措施，才能达到启动居民消费的目的。
　　要启动收入型消费，就要提高人们的收入。魏杰为此提出了几条应对措施：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二是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所谓初次分配就是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分配，分别是企业利润和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但是，在目前许多企业利润已经很薄的情况下，要提高人们的劳动收入，就必须以给企业减税为基础。因此，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可以结合税制改革来考虑。三是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美国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占其收入的40%多，而我们只有2%。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来自两块，一个是动产收入，也就是来自利息、债券、股票方面的收入，另一个是不动产收入，也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升值收益。在目前股市、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要增加人们的财产性收入就要稳定这两个市场。尽管强调要稳定楼市，但对于地方政府出台的许多救市的政策，魏杰一直持反对态度。魏杰认为，稳定楼市与稳定房地产价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稳定楼市是要使其销售量稳定增长，而不是说要稳定其价格，而各地方政府的政策都是在现有价格上进行救市。
　　提高居民收入的第四条措施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最近有报道说政府将在2009年大幅提高粮价，魏杰认为这虽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但重点还是要实施城乡一体化。城乡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等公共产品享受一体化只是城乡一体化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城乡经济体制一体化，产权制度一体化。现在城市里的房子有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的宅基地却没有同样的权利，这样农民就没有了原始积累，因此要推动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民承包地可以多种形式流转，但仍未提出可以抵押，魏杰认为这仍不是完全的产权，对此他很是失望。
　　提高居民收入还要提高经济落后地区居民的收入。魏杰建议国家要想办法给这些地区的人们创造就业或创业的机会，以此提高贫困地区人们的收入。魏杰认为，此次奶粉中掺入三聚氰胺事件说明许多食品企业对原料的控制力比较弱，而对于食品企业来说，种植业或养殖业就是第一车间，如果能够允许这些地区的农民以其土地的使用权入股到食品企业中，这些人就有了创业的机会，食品的质量也能得到保障。
　　启动消费需求，还要启动居民的信贷性消费，让人们能够借钱消费。“信用型消费也要推动，不推动不行，我认为应该把第一套房子信贷放开，但是第二套房子也放开，我是反对的。”在魏杰看来，买第二套房子就是投资性消费，而投资不能用未来的不确定性投资。此外，除了信用型消费，还应合理安排抵押型信贷消费和担保型信贷消费制度，这也有利于启动居民消费。
　　“人的消费与预期有很大的关系，预期好了才敢消费，预期不好就不敢消费，所以关键是要提高人们的预期。”魏杰说。提高人们的预期，一是提高人们对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对个人收入增长的信心；二是要提高人们的安全感。安全感来自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比如失业后有失业保障，退休后有足够的退休金，生病了有医疗保障，存在银行的钱会增值而不会无故丢失等。
　　“当然，仅仅靠消费需求，我估计可能还有困难，可能还得要考虑投资需求，但是要注意不能给过剩的部门投资，关键是要给短缺部门投资。”魏杰列出了四个应该进行投资的领域，一是资源类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等；二是制造业中的装备业；三是高新技术产业；四是服务业。

沈明高：转向消费驱动型发展模式恰逢其时
　　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逼近中国，企业倒闭、裁员的风声让人们对全球经济及中国经济前景充满疑虑。而在《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看来，判断经济前景其实只是判断全球经济将是一般性衰退还是大萧条。“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持续了大概10年时间，一般的衰退或者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在3～5年。”
　　这一次的情形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沈明高分析道，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之后欧洲又采取了相应的报复措施，这加剧了危机的恶化；当时美国也还没有联邦储备委员会。现在，全球央行已经联手行动稳定经济，而且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正在崛起，如果这些新兴经济体能与美国做适当切割并保持稳定，将会减小美国发生大萧条的几率。如果监管部门、投资者及市场能正确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经济大萧条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沈明高认为，美欧经济发生衰退已成定局，但可能只会持续两三年，持续五年以上的大萧条的可能性较小。
　　在欧美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之际，已然融入全球经济并且对外贸依存度过高的中国显然难以独善其身。在2008年初还对通货膨胀头疼不已的中国，在临近年底时又不得不面对经济下滑的风险，这对政策调整的预见性和灵活性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沈明高认为，目前政府出台的刺激经济计划可以在短期内防止经济硬着落，但从中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引擎将是国内消费，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开放金融、文化、旅游、运输等服务业以及资源性行业。现在一些地方在进行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沈认为这会帮助一些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对增加民间投资有很大帮助。而对一些私营企业来讲，在经济出现调整的时候，企业也要调整策略，如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整合，但是国家对一些行业的垄断对企业的整合造成了阻碍。“像这些方面，我觉得应该进行大幅度改革。”沈说。
　　沈明高还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采取了扩大投资的政策，但如果没有2001年中国入世提供的广阔出口市场的话，中国面对的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会比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况更加严重。现在的情况与1997年已根本不同，现在全球经济都有可能被金融危机拖下水，在这样的背景下扩大投资，如果继续依靠外需，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或者，一些企业会主动地闲置产能，导致工业增加值和整个经济的大幅度放慢。因此，从根本上稳定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要通过刺激消费，提振企业需求。
　　针对刺激消费，沈明高认为首先应提高粮价，让市场决定粮价，这对未来增加粮食供应将很有帮助，短期内对提高农村消费有非常好的效果。其次，应该大幅度减税，特别是把城市消费主力的中等收入家庭的个人所得税降下来，以鼓励他们消费。
　　在沈明高看来，刺激消费的最大困难在于收入分配格局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包括老百姓之间的收入，也就是贫富差距拉大，但更重要的不平衡是国家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不合理。居民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多年来一直在下降，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5%左右。“因此，中国现在是国强而民不富。”沈说。
　　但是，目前这种收入分配格局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沈明高把目前状况下的政府看作最大的保险公司，它担保着经济生活中的绝大部分风险，包括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的经营风险，粮价的稳定，甚至私营企业倒闭后也要政府收拾残局，而老百姓承担的风险相对来说就小得多。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就是，承担的风险高，要求的回报也就高，“这也就是为什么政府要高税收，要垄断大银行和国企的利润，甚至还要通过压低利率等方式把经济好处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原因。”沈说。
　　在这种收入分配格局下，政府把相当一部分资源用来投资和鼓励出口，这在过去10多年间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现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需要老百姓多消费，而这只有在老百姓的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此，沈明高强调，目前政府要做两件事：一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政府可以释出一部分风险，让老百姓持有风险性资产并同时获得相对高的回报；二是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减小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
　　但是，这种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所以，不可能明天开始就一定要重消费，这不太现实，但是政策的重点必须逐步转变，而且我觉得目前恰是开始这样的转变的最好时期。”沈说。
　　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被看作一个奇迹，但其背后却是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在沈明高看来，这种过剩只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因为它是在人们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背景下的过剩。“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如果能够有效地刺激消费，就不会出现这种低水平的产能过剩。”沈说。
　　最近以来，一系列产品质量问题对消费者的信心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沈明高认为，目前集中出现的产品质量问题应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不仅要关注已经出问题的行业，也要关注其他的行业，防止出现新的产品质量问题。更重要的是应该建立一个食品安全框架或体系。有了完善和可信任的食品质量安全体系，可以恢复人们的消费信心，为建立一个消费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打下扎实的基础。

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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